第二百四十五章 民盟、民主党派与思考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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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目标位面四川省重庆市。
1944年1月初,此时后世非常有名的民主党派——民盟,还叫做炎黄民主政团同盟。如果按照主位面历史的正常发展,一直到1944年9月19日,炎黄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,在重庆上清寺“特园”召开。会议决定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,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,名称由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改为“炎黄民主同盟”,也就是说要到1944年9月,“民盟”这个词才诞生。
此时的炎黄民主政团同盟,是由炎黄青年党、国家社会党、炎黄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、炎黄职业教育社、乡村建设协会、救国会组成的,号称三党三派。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,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在抗战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,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,着实干了几件事:
1941年10月,委托梁漱溟在香港出版《光明报》(梁漱溟为社长,萨空了为经理,俞颂华为总编辑),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纲领,发出自己的声音;
1941年11月,在秃头党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,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,民主政团同盟以主席张澜、总书记左舜生、组织部长章伯钧、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的名义,在重庆俄国餐厅举行茶会,邀请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,正式由暗转明,走上前台,成为炎黄大陆影响力最大的中间党派;
1943年9月18日,张澜发表《炎黄需要真正民主政治》一文,炮轰秃头党提出的“宪政”口号,同时《宪政》、《民宪》、《自由评论》等多期刊、月刊开始出版。
由此,民主政团同盟的影响力日渐变大,其提出的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,人身之自由,思想信仰及一切集会结社之自由,给予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力得到炎黄国内,越来越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和赞同。
重庆某地,一处较为偏僻的私人住所,民主政团同盟正在这里开会。
“张老,红党已经打过长江,根据红党代表处吴玉章和我们在香港派驻同志传回的消息,现在不但上海、南京已被光复,而且原来的中央苏区,即安徽、江西、湖南等省份也基本被其解放,此时他们的前锋部队应该已经抵达广东和江西的交界处,正在积蓄兵力,准备向福建和广东进军。”民主政团同盟,组织部长章伯钧低声说道。
“哎~~想不到啊,不到一年的时间,陕西炎黄红党如暴风骤雨一般,席卷了整个炎黄大地。”主席张澜感慨道。
“那我们该怎么办?”宣传部长罗隆基问道。
“现在秃头党对我们的监视如何?”张澜没有立刻回答,反而问了另外一个问题。
“很严密,应该说越来越严。”出身青年党,主要负责民主政团同盟,平时联络事宜的李璜答道。
“而且现在秃头党对于我们《民宪》、《自由评论》等各出版物的审查和搜查也越来越频繁。甚至有时会直接派人,抢夺烧毁我们的杂志。”负责出版部分业务的周新民答道。
“这是可以想象和肯定的。有些人越是末日当头,就越是疯狂。”张澜跺了跺手里的拐杖,大声的说道。
“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人身自由的限制。”总书记左舜生此时接话道:“我从吴玉章口里和从报纸电报中汇总的消息来看,最早今年3月,最晚今年下半年,红党就会自行建国。可我们这么多人被困在西南一隅,少数几个人离开问题不大,想全体都走就十分困难了。未来红党建国如果我们无法参与其中,实在是一重大损失。”
“大家先看看这个,这是我能拿到的最新一期炎黄红党《人民日报》,从时间上看,应该是他们半个月前的刊物了。”宣传部长罗隆基小心的从自己的大衣里,取出一张叠的四四方方的报纸,拿给众人观看。
“论中间党派的必要性——民主专政需要时刻有一面镜子来正衣冠。”张澜看到题目很是惊讶。
“我看了看,文章中心思想有几点:第一个,坚持一党专政,这个他们没有丝毫松口与退让;第二个,必须保证民主党派的独立性,民主党派需要给主政党提出有思想、有见地的意见,这是防止绝对权力带来绝对**的苦方良剂;第三个,为了保持民主党派的相对独立性,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,确保民主党派拥有一定的财权、人事任免权和行政权;第四个,民主党派自身,不要为了提意见而提意见,搞扯大旗为私利;第五个,要下基层,不要只会提出问题,而不会解决问题,也就是不要只会坐而论道,要知行合一。”宣传部长罗隆基介绍道。
“扯大旗为私利?只会提出问题,不会解决问题?”总书记左舜生有些没听明白。
“关于这个,我自己看完后的理解是这样,红党文中的意思是,有少部分文人内心实际是为了自己利益而争,为了‘上位’而争,这利益不仅指钱财还包括名声、权利、门生前途等,并且争着争着就变成完全非黑即白的绝对论,没有考虑社会实际客观存在的灰色地带。文中还提出一个观点,任何党派,无论左派、中间派、右派,其实都深受炎黄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残余意识文化影响,派内都实际存在着宗派情绪(山头主义)、家长作风、排资论辈、嫉妒心理、官僚色彩等通病,并且民间因为历史原因,存在非常大的‘民怕官’延续惯性,这两个放在一起,使得任何新政权建立时间稍长,政权既得利益者就开始损公肥私,搞特权阶级。”
“那‘只会提出问题,不会解决问题’又怎么说?”组织部长章伯钧因为还没有看到报纸,插言问道。
“它字里行间的意思,是炎黄自古以来,每个知识分子都渴望着一种内心承担。这种承担,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,也是一种自我价值、自我证实的需要。但这种承担在具体表现上,却往往很空泛,许多人只愿指点江山,却不愿躬身实干。它举了几个例子:比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,炎黄各所大学里,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——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,占到了学生总数的90%以上;比如炎黄自古文人读的是圣贤书,出言必说仁义道德,号称以天下苍生为己任,其实早已远离社会实际生产很多年。知识分子都喜欢宅在书斋里做学问,虽然提倡民生民主,但骨子里却非常本能的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现实建设。”
“咳~~”听到如此尖锐的评论,屋里有人不自然的咳嗽几声。
“没关系,说下去!”张澜看罗隆基望向自己,鼓励道。
“他还提到,过去二三十年民国动荡岁月,一方面国内有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,整片空白的民族工业,另一方面,许多教授却花费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,去研究着历史、哲学、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“传统国学”,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,却对落后愚昧的民国百姓视而不见。不下基层、不想办法,只知道在报纸上发两篇文章,揭露、呼吁、痛心疾首。其结果就是二三十年下来,国内的各大学校里,文科国学大师一堆,社会建设最迫切需要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。”
“太过份了!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呢?陶行知的身体躬行呢?这到底是肯定我们,还是彻底否定我们?”由于屋里文科出身的人占了绝大多数,有些人脸色颜面非常不好看,出言反驳讥讽道。
“语言上真是很犀利啊!”
“就是啊!”
“这是要彻底否定我们的存在价值吗?”
“他们是真想播种‘民主’,还是只想实行独裁‘专政’?”
“说了半天,那红党什么态度呢?他说大师们‘无德无能,不事生产’,那他们自己呢?不也搞官僚吗?党内就没有地位阶级差别吗?”
“这个~~”罗隆基感到自己好像突然受到交叉火力袭击,一时间感觉形单影孤。
“隆基,有什么想法,大胆的说出来,大家不是对你,不用往心里去。”总书记左舜生出言安慰道。
“是,总书记,我明白。这样,我把整个文章内容介绍完吧。”罗隆基深吸了口气,继续说道:“文章在最后,列出了一些远景方案,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这么几条:第一个,成立国家廉政反贪局,对贪污受贿,只要行贿或受贿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,而对方提供不出相反的证据,受贿行贿事实即可成立,且不以“好处”兑现与否作为认定标准,直接判重刑;第二个,计划实施官员及直系亲属私人财产每年公示制度,处级及处级以上必须公示,国家主席也包括在内,由社会民众监督举报;第三个,不搞领导终身制,设立退休年限,副部级及以下,60岁退休,正部级上限65岁,正国级上限75岁,且即使最高领导人也只能连任2届。第四个,设立合理完善的政府管理体制,不搞一言堂和一支笔;第五个,让出法院审判权,保留政府执法权。未来立法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,执法在国民政府,法院审判权交给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,当然前提必须通过司法考试,而且他们保留检察院的权利;第六个,设定普选实现年限,大约50年后(受过教育的两代人先后成长起来),实现全国普选;第七个,真正提高民生水平,平均社会资源,将老百姓最费钱的医疗、住房、教育等实现国家统筹统管,这样生活水平差别不大,待遇差别不大,官也没有特权了,民众也就不怎么看重官本位了。”
“哼!纸上谈兵而已。不用别的,只需要各地政府上下串联,欺上瞒下,让这些政策失效或老百姓不知道,那些贪官污吏就可以继续鱼肉乡里。”一位坐在后排的民主政团同盟成员,不屑地评价道。
由于此时这里所有人,都不知道后世有互联网这个东西,有银行电子网络这种监控系统,有卫星电视这种政策宣传手段,所以不少人觉得这些想法漏洞很多,一时间屋内讨论声批判声隆隆。
实际上,在王凡的心中,其实只要建国后下大决心干(尤其是建国时每个人几乎没什么财产,整个社会更像一张白纸),建立经济身份证、个人身份证合二为一的信用体系联网管理系统,还是可以实现以上大部分设想和目标的。
“张老,您说我们究竟该怎么办?到底怎么定位,与红党接触。”组织部长章伯钧,看到赞同和反驳的人炒作一团,屋里有向菜市场转变的趋势后,苦笑着问道。
“我的意见是,不管怎么说,红党统一炎黄大陆这是历史趋势,他们建国基本也没有悬念。为了让‘民主’真正在炎黄扎根发芽,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力量。伯钧,你和隆基带几个人先过去接触接触。我和舜生目标太大,不方便也不现实一齐离开重庆。”
“是,我明白了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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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4年1月初,此时后世非常有名的民主党派——民盟,还叫做炎黄民主政团同盟。如果按照主位面历史的正常发展,一直到1944年9月19日,炎黄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,在重庆上清寺“特园”召开。会议决定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,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,名称由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改为“炎黄民主同盟”,也就是说要到1944年9月,“民盟”这个词才诞生。
此时的炎黄民主政团同盟,是由炎黄青年党、国家社会党、炎黄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、炎黄职业教育社、乡村建设协会、救国会组成的,号称三党三派。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,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在抗战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,炎黄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,着实干了几件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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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11月,在秃头党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,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,民主政团同盟以主席张澜、总书记左舜生、组织部长章伯钧、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的名义,在重庆俄国餐厅举行茶会,邀请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,正式由暗转明,走上前台,成为炎黄大陆影响力最大的中间党派;
1943年9月18日,张澜发表《炎黄需要真正民主政治》一文,炮轰秃头党提出的“宪政”口号,同时《宪政》、《民宪》、《自由评论》等多期刊、月刊开始出版。
由此,民主政团同盟的影响力日渐变大,其提出的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,人身之自由,思想信仰及一切集会结社之自由,给予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力得到炎黄国内,越来越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和赞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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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张老,红党已经打过长江,根据红党代表处吴玉章和我们在香港派驻同志传回的消息,现在不但上海、南京已被光复,而且原来的中央苏区,即安徽、江西、湖南等省份也基本被其解放,此时他们的前锋部队应该已经抵达广东和江西的交界处,正在积蓄兵力,准备向福建和广东进军。”民主政团同盟,组织部长章伯钧低声说道。
“哎~~想不到啊,不到一年的时间,陕西炎黄红党如暴风骤雨一般,席卷了整个炎黄大地。”主席张澜感慨道。
“那我们该怎么办?”宣传部长罗隆基问道。
“现在秃头党对我们的监视如何?”张澜没有立刻回答,反而问了另外一个问题。
“很严密,应该说越来越严。”出身青年党,主要负责民主政团同盟,平时联络事宜的李璜答道。
“而且现在秃头党对于我们《民宪》、《自由评论》等各出版物的审查和搜查也越来越频繁。甚至有时会直接派人,抢夺烧毁我们的杂志。”负责出版部分业务的周新民答道。
“这是可以想象和肯定的。有些人越是末日当头,就越是疯狂。”张澜跺了跺手里的拐杖,大声的说道。
“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人身自由的限制。”总书记左舜生此时接话道:“我从吴玉章口里和从报纸电报中汇总的消息来看,最早今年3月,最晚今年下半年,红党就会自行建国。可我们这么多人被困在西南一隅,少数几个人离开问题不大,想全体都走就十分困难了。未来红党建国如果我们无法参与其中,实在是一重大损失。”
“大家先看看这个,这是我能拿到的最新一期炎黄红党《人民日报》,从时间上看,应该是他们半个月前的刊物了。”宣传部长罗隆基小心的从自己的大衣里,取出一张叠的四四方方的报纸,拿给众人观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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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看了看,文章中心思想有几点:第一个,坚持一党专政,这个他们没有丝毫松口与退让;第二个,必须保证民主党派的独立性,民主党派需要给主政党提出有思想、有见地的意见,这是防止绝对权力带来绝对**的苦方良剂;第三个,为了保持民主党派的相对独立性,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,确保民主党派拥有一定的财权、人事任免权和行政权;第四个,民主党派自身,不要为了提意见而提意见,搞扯大旗为私利;第五个,要下基层,不要只会提出问题,而不会解决问题,也就是不要只会坐而论道,要知行合一。”宣传部长罗隆基介绍道。
“扯大旗为私利?只会提出问题,不会解决问题?”总书记左舜生有些没听明白。
“关于这个,我自己看完后的理解是这样,红党文中的意思是,有少部分文人内心实际是为了自己利益而争,为了‘上位’而争,这利益不仅指钱财还包括名声、权利、门生前途等,并且争着争着就变成完全非黑即白的绝对论,没有考虑社会实际客观存在的灰色地带。文中还提出一个观点,任何党派,无论左派、中间派、右派,其实都深受炎黄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残余意识文化影响,派内都实际存在着宗派情绪(山头主义)、家长作风、排资论辈、嫉妒心理、官僚色彩等通病,并且民间因为历史原因,存在非常大的‘民怕官’延续惯性,这两个放在一起,使得任何新政权建立时间稍长,政权既得利益者就开始损公肥私,搞特权阶级。”
“那‘只会提出问题,不会解决问题’又怎么说?”组织部长章伯钧因为还没有看到报纸,插言问道。
“它字里行间的意思,是炎黄自古以来,每个知识分子都渴望着一种内心承担。这种承担,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,也是一种自我价值、自我证实的需要。但这种承担在具体表现上,却往往很空泛,许多人只愿指点江山,却不愿躬身实干。它举了几个例子:比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,炎黄各所大学里,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——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,占到了学生总数的90%以上;比如炎黄自古文人读的是圣贤书,出言必说仁义道德,号称以天下苍生为己任,其实早已远离社会实际生产很多年。知识分子都喜欢宅在书斋里做学问,虽然提倡民生民主,但骨子里却非常本能的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现实建设。”
“咳~~”听到如此尖锐的评论,屋里有人不自然的咳嗽几声。
“没关系,说下去!”张澜看罗隆基望向自己,鼓励道。
“他还提到,过去二三十年民国动荡岁月,一方面国内有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,整片空白的民族工业,另一方面,许多教授却花费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,去研究着历史、哲学、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“传统国学”,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,却对落后愚昧的民国百姓视而不见。不下基层、不想办法,只知道在报纸上发两篇文章,揭露、呼吁、痛心疾首。其结果就是二三十年下来,国内的各大学校里,文科国学大师一堆,社会建设最迫切需要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。”
“太过份了!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呢?陶行知的身体躬行呢?这到底是肯定我们,还是彻底否定我们?”由于屋里文科出身的人占了绝大多数,有些人脸色颜面非常不好看,出言反驳讥讽道。
“语言上真是很犀利啊!”
“就是啊!”
“这是要彻底否定我们的存在价值吗?”
“他们是真想播种‘民主’,还是只想实行独裁‘专政’?”
“说了半天,那红党什么态度呢?他说大师们‘无德无能,不事生产’,那他们自己呢?不也搞官僚吗?党内就没有地位阶级差别吗?”
“这个~~”罗隆基感到自己好像突然受到交叉火力袭击,一时间感觉形单影孤。
“隆基,有什么想法,大胆的说出来,大家不是对你,不用往心里去。”总书记左舜生出言安慰道。
“是,总书记,我明白。这样,我把整个文章内容介绍完吧。”罗隆基深吸了口气,继续说道:“文章在最后,列出了一些远景方案,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这么几条:第一个,成立国家廉政反贪局,对贪污受贿,只要行贿或受贿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,而对方提供不出相反的证据,受贿行贿事实即可成立,且不以“好处”兑现与否作为认定标准,直接判重刑;第二个,计划实施官员及直系亲属私人财产每年公示制度,处级及处级以上必须公示,国家主席也包括在内,由社会民众监督举报;第三个,不搞领导终身制,设立退休年限,副部级及以下,60岁退休,正部级上限65岁,正国级上限75岁,且即使最高领导人也只能连任2届。第四个,设立合理完善的政府管理体制,不搞一言堂和一支笔;第五个,让出法院审判权,保留政府执法权。未来立法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,执法在国民政府,法院审判权交给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,当然前提必须通过司法考试,而且他们保留检察院的权利;第六个,设定普选实现年限,大约50年后(受过教育的两代人先后成长起来),实现全国普选;第七个,真正提高民生水平,平均社会资源,将老百姓最费钱的医疗、住房、教育等实现国家统筹统管,这样生活水平差别不大,待遇差别不大,官也没有特权了,民众也就不怎么看重官本位了。”
“哼!纸上谈兵而已。不用别的,只需要各地政府上下串联,欺上瞒下,让这些政策失效或老百姓不知道,那些贪官污吏就可以继续鱼肉乡里。”一位坐在后排的民主政团同盟成员,不屑地评价道。
由于此时这里所有人,都不知道后世有互联网这个东西,有银行电子网络这种监控系统,有卫星电视这种政策宣传手段,所以不少人觉得这些想法漏洞很多,一时间屋内讨论声批判声隆隆。
实际上,在王凡的心中,其实只要建国后下大决心干(尤其是建国时每个人几乎没什么财产,整个社会更像一张白纸),建立经济身份证、个人身份证合二为一的信用体系联网管理系统,还是可以实现以上大部分设想和目标的。
“张老,您说我们究竟该怎么办?到底怎么定位,与红党接触。”组织部长章伯钧,看到赞同和反驳的人炒作一团,屋里有向菜市场转变的趋势后,苦笑着问道。
“我的意见是,不管怎么说,红党统一炎黄大陆这是历史趋势,他们建国基本也没有悬念。为了让‘民主’真正在炎黄扎根发芽,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力量。伯钧,你和隆基带几个人先过去接触接触。我和舜生目标太大,不方便也不现实一齐离开重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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