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百三十七章 帝国财政
遑遑三十载,书剑两无成。
山水寻吴越,风尘厌洛京。
扁舟泛湖海,长揖谢公卿。
且乐杯中物,谁论世上名。
——《自洛之越》孟浩然〔唐代〕
……
保障军需之事告一段落后,肃宗又给白复安排了新的任务。白复将修建府邸的事情交给青鸾公主,全身心地投入到朝政之中。
白复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相当于内阁宰相,能够参与大唐的最高决策。白复这才知道,大唐帝国真实的家底。安禄山之叛后的大唐帝国,已是千疮百孔。
……
在安禄山造反之前,大唐的财政已经严重失衡,只是掩盖在“开元盛世”的表面繁荣之下。而叛乱爆发之后,大唐的财政问题迅速恶化,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。
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天宝十三年(公元754年),大唐总人口一共有八百九十万户,近五千三百万人。但是叛乱之后,朝廷能控制的人口数迅速下滑,到上元元年(760年),大唐只剩下一百九十三万户、一千三百万人。户数不到几年前的四分之一,人口不到三分之一。
叛乱前后人口差别那么大,并不是战乱中战死或饿死了这么多人,而是因为朝廷对疆域失去了控制,许多人游离于朝廷的户籍统计之外。
更麻烦的是,在这一百九十三万户、一千七百万人中,有一百一十七万户、一千四百六十二万人(老弱病残、皇亲国戚、世家望族、僧侣等特权阶层)是不需要缴纳租庸调税的。
也就是说,只有七十六万户、二百三十七万人来承担整个唐帝国庞大的租庸调税。
由于每个人承担的税赋不可能大幅度增加,朝廷的财税收入锐减为玄宗朝的三分之一左右。
朝廷的财税收入减少为原来的三分之一,而军费开支却比之前还要庞大,朝廷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从能够控制的区域内搜刮财税。
更糟糕的是,叛军切断了京师长安和最富庶的江南之间的经济往来。
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,是大唐财税的中心。
扬州是运河的南方,南方的粮食都汇集到这里,再通过运河转运到汴州(今开封)。从汴州沿黄河、渭河到达长安,或者走黄河、洛河到达洛阳。
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南下,占据中原,逐渐切断了长安与江南的联系,江南的粮食、税赋无法运抵长安。
战争爆发后,叛军首先破坏的是朝廷的财政调拨能力,让朝廷无法利用帝国的物资来供养军队,对抗叛军。
这是一场帝国财政上的生死时速,凶险程度不亚于决战沙场。
肃宗即位后(756年),首先是从商贸上寻找补贴。
安史叛乱前,大唐的税收主要针对农业,叫租庸调制,也就是对土地收取一定的租税,再对农户收取“调”(农产品税,以麻布和丝绸为主),并征发每年二十天的“庸”(劳役)。
…
对商贸业,大唐朝廷一直采取开放的态度,商贸税的税率很低,且不是主要税种。也正因如此,大唐的商贸非常发达,万邦来朝,天下商贾八方云集,四海货物琳琅满目。
在租庸调制的税赋入不敷出之际,为了支付军费,肃宗开始向商人征收重税。
肃宗派遣御使郑叔清前往未遭战火的江淮、巴蜀地区,一次性向富商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富税,即率贷。
除了江淮、巴蜀,朝廷也在天下诸道的集市和道路关卡向商贾征收贸易税,凡是一千钱以上的货物都必须缴纳。
然而,随着战事胶着,但对商贾的临时性征税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,朝廷必须另想办法。
此时,第五琦(姓‘第五’,名琦)出现在肃宗的视野里。
第五琦陈奏道:“现在是朝廷急需用兵之时,然而军队强大战斗力源自于充足的粮饷供给,而粮饷直接同赋税挂钩,赋税多出于江淮一带,倘若能授我一职,悉数将东南的钱财化作军饷,立即支援函谷关、洛阳前线,只待陛下下令。”
肃宗听后大喜,让第五琦担任监察御史、江淮租庸使、司虞员外郎、河南等五道支度使、司金郎中等要职。
江淮租庸使坐镇大唐最富庶的江淮地区,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税源,比如吴地的盐、蜀地的麻和铜。
由于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占领了运河枢纽,朝廷的物资无法通过运河和黄河运输。
于是,在徐太傅的建议下,朝廷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,保障财税:从长江走汉水到襄阳,再从襄阳继续走水路到汉中,从汉中再到凤翔。
这条水路难度大,运力小,所以租庸使征收完毕,并不直接将盐、麻和铜运送到朝廷,而是就地卖掉,换成土特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卖高价。
将盐、麻和铜等换成土特产可以降低重量,既减少了运输成本,又多卖了钱。
由此,江淮地区的赋税终于征收到朝廷,保障朝廷的开销用度和唐军军费。
然而,租庸使的出现又导致了另一个现象:原本朝廷的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,各位官员各司其职,但皇帝由于临时性的财税需要,利用租庸使绕过了三省六部的官员直接办事,就破坏了朝廷的日常运行制度。
原本默默无闻的第五琦凭借租庸使,一跃成为天子的红人,手揽大权。其他中下层官吏有样学样,打着筹措钱饷的名目,撺掇着皇帝设置各式“使”职。比如转运使、租庸使、盐铁使、度支盐铁转运使、常平铸钱盐铁使、租庸青苗使、水陆运盐铁租庸使、两税使等等。
每一个使职都拥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,由皇帝直接授权,凌驾正式的朝廷官制体系之上,避开朝廷三省六部的约束和制衡。
由于这些使职主办具体事务,时间一长,朝廷的权力反而转移到了这些中下层官吏的手中,将朝廷正式官员晾在了一边,造成了庞大的冗员和朝政效率的低下,进一步加剧了大唐帝国财政的困难。
蜀山悬剑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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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水寻吴越,风尘厌洛京。
扁舟泛湖海,长揖谢公卿。
且乐杯中物,谁论世上名。
——《自洛之越》孟浩然〔唐代〕
……
保障军需之事告一段落后,肃宗又给白复安排了新的任务。白复将修建府邸的事情交给青鸾公主,全身心地投入到朝政之中。
白复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相当于内阁宰相,能够参与大唐的最高决策。白复这才知道,大唐帝国真实的家底。安禄山之叛后的大唐帝国,已是千疮百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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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安禄山造反之前,大唐的财政已经严重失衡,只是掩盖在“开元盛世”的表面繁荣之下。而叛乱爆发之后,大唐的财政问题迅速恶化,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。
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天宝十三年(公元754年),大唐总人口一共有八百九十万户,近五千三百万人。但是叛乱之后,朝廷能控制的人口数迅速下滑,到上元元年(760年),大唐只剩下一百九十三万户、一千三百万人。户数不到几年前的四分之一,人口不到三分之一。
叛乱前后人口差别那么大,并不是战乱中战死或饿死了这么多人,而是因为朝廷对疆域失去了控制,许多人游离于朝廷的户籍统计之外。
更麻烦的是,在这一百九十三万户、一千七百万人中,有一百一十七万户、一千四百六十二万人(老弱病残、皇亲国戚、世家望族、僧侣等特权阶层)是不需要缴纳租庸调税的。
也就是说,只有七十六万户、二百三十七万人来承担整个唐帝国庞大的租庸调税。
由于每个人承担的税赋不可能大幅度增加,朝廷的财税收入锐减为玄宗朝的三分之一左右。
朝廷的财税收入减少为原来的三分之一,而军费开支却比之前还要庞大,朝廷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从能够控制的区域内搜刮财税。
更糟糕的是,叛军切断了京师长安和最富庶的江南之间的经济往来。
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,是大唐财税的中心。
扬州是运河的南方,南方的粮食都汇集到这里,再通过运河转运到汴州(今开封)。从汴州沿黄河、渭河到达长安,或者走黄河、洛河到达洛阳。
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南下,占据中原,逐渐切断了长安与江南的联系,江南的粮食、税赋无法运抵长安。
战争爆发后,叛军首先破坏的是朝廷的财政调拨能力,让朝廷无法利用帝国的物资来供养军队,对抗叛军。
这是一场帝国财政上的生死时速,凶险程度不亚于决战沙场。
肃宗即位后(756年),首先是从商贸上寻找补贴。
安史叛乱前,大唐的税收主要针对农业,叫租庸调制,也就是对土地收取一定的租税,再对农户收取“调”(农产品税,以麻布和丝绸为主),并征发每年二十天的“庸”(劳役)。
…
对商贸业,大唐朝廷一直采取开放的态度,商贸税的税率很低,且不是主要税种。也正因如此,大唐的商贸非常发达,万邦来朝,天下商贾八方云集,四海货物琳琅满目。
在租庸调制的税赋入不敷出之际,为了支付军费,肃宗开始向商人征收重税。
肃宗派遣御使郑叔清前往未遭战火的江淮、巴蜀地区,一次性向富商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富税,即率贷。
除了江淮、巴蜀,朝廷也在天下诸道的集市和道路关卡向商贾征收贸易税,凡是一千钱以上的货物都必须缴纳。
然而,随着战事胶着,但对商贾的临时性征税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,朝廷必须另想办法。
此时,第五琦(姓‘第五’,名琦)出现在肃宗的视野里。
第五琦陈奏道:“现在是朝廷急需用兵之时,然而军队强大战斗力源自于充足的粮饷供给,而粮饷直接同赋税挂钩,赋税多出于江淮一带,倘若能授我一职,悉数将东南的钱财化作军饷,立即支援函谷关、洛阳前线,只待陛下下令。”
肃宗听后大喜,让第五琦担任监察御史、江淮租庸使、司虞员外郎、河南等五道支度使、司金郎中等要职。
江淮租庸使坐镇大唐最富庶的江淮地区,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税源,比如吴地的盐、蜀地的麻和铜。
由于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占领了运河枢纽,朝廷的物资无法通过运河和黄河运输。
于是,在徐太傅的建议下,朝廷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,保障财税:从长江走汉水到襄阳,再从襄阳继续走水路到汉中,从汉中再到凤翔。
这条水路难度大,运力小,所以租庸使征收完毕,并不直接将盐、麻和铜运送到朝廷,而是就地卖掉,换成土特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卖高价。
将盐、麻和铜等换成土特产可以降低重量,既减少了运输成本,又多卖了钱。
由此,江淮地区的赋税终于征收到朝廷,保障朝廷的开销用度和唐军军费。
然而,租庸使的出现又导致了另一个现象:原本朝廷的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,各位官员各司其职,但皇帝由于临时性的财税需要,利用租庸使绕过了三省六部的官员直接办事,就破坏了朝廷的日常运行制度。
原本默默无闻的第五琦凭借租庸使,一跃成为天子的红人,手揽大权。其他中下层官吏有样学样,打着筹措钱饷的名目,撺掇着皇帝设置各式“使”职。比如转运使、租庸使、盐铁使、度支盐铁转运使、常平铸钱盐铁使、租庸青苗使、水陆运盐铁租庸使、两税使等等。
每一个使职都拥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,由皇帝直接授权,凌驾正式的朝廷官制体系之上,避开朝廷三省六部的约束和制衡。
由于这些使职主办具体事务,时间一长,朝廷的权力反而转移到了这些中下层官吏的手中,将朝廷正式官员晾在了一边,造成了庞大的冗员和朝政效率的低下,进一步加剧了大唐帝国财政的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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